地方行動者成關鍵，促進氣候治理轉型

地方政府在COP會議中的重要角色和進展

地方氣候行動峰會凸顯了地方政府在氣候進展中的重要角色，並呼籲多層次治理、氣候融資和地方氣候行動策略。過去地方行為者已在巴黎協定簽訂時展現氣候領導，更有許多個示範計畫得以複製應用。然而，地方仍面臨著與中央協調不足、資金投資不足以及規模化可行性等困境。該峰會提出了地方氣候融資和治理的需求，並強調中央地方協作治理的必要性，如新成立的CHAMP聯盟便是為了推動多層次合作，解決地方氣候行動中的資金和治理挑戰。COP會議中的地方角色與進展

地方氣候行動峰會在12／1～12／2登場，由COP28主席國和彭博慈善基金會（Bloomberg Philanthropies）主辦，邀集各地國家及次國家層級（sub-national）的氣候領袖與會，以多層次治理、氣候融資、地方氣候行動策略為議程展開討論，也凸顯州、城市、區域等地方政府將在氣候進展中的挺身而進，翻轉過往以國家為主體、由上而下的氣候治理方式，創造嶄新的治理樣態與轉型可能。

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for Climate & Energy （GCoM） 2016年成立，旨在協助城市建立氣候承諾、策略、行動、追蹤及揭露。此後尚有2018年的ICLEI Talanoa Dialogues，首次有各國政府與非締約方利害關係人正式會面；2020年啟動的City Climate Finance Gap Fund，為城市的低碳轉型與氣候調適計畫提供早期支援；2021年COP26前的Cities Race to Zero campaign，有逾千個城市加入；2022年COP27上則有以都市化與氣候變遷為題的首個部長級會議；直至今年由COP主辦的地方氣候行動峰會，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越趨重要。

地方行動的困境

儘管如此，地方在推動氣候行動仍面臨不少阻力：許多城市訂定了更有企圖心的目標，但與國家的氣候目標對接不上，無法確定中央與地方路徑是否相符，也導致沒有來自中央充足穩定的資源。

再者，基礎建設改革與都市計畫環環相扣，動輒需要巨大的金流與龐雜的規劃，地方必須確保有相應的行政資源。並且，雖有不少地區試點計畫看似成功，但如何複製應用到他處、規模化的可行性猶未可知。而這一切資源及知識的取得、目標與策略的訂定，都需要跨層級的垂直溝通，和在地民眾、草根組織、企業的橫向串連。

地方氣候行動投資不足、障礙有餘

國際間與國家內對地方的投資，是解決上述阻力的根源之一，也是地方氣候行動峰會的討論焦點。Cities Climate Finance Leadership Alliance（CCFLA）釋出的報告指出，就多邊開發銀行（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, MDBs）在2015年至2022年期間資助中低收入國家的的815個城市氣候相關專案來看，融資總額為620億美元，僅佔其氣候相關投資總額的21%。

中東、北非等位於氣候衝擊第一線的脆弱城市，又因其信用風險和資本市場限制，獲得的城市氣候融資份額特別低。然而根據估計，到2030年，全球城市每年將需要4.5-5.4兆美元，目前城市僅獲得所需氣候融資的1%——投資額與目標間仍有巨大的融資落差。

地方氣候行動峰會開幕式上，菲律賓Makati市長Abigail Binay就建議MDBs考量小型城市計畫，因其相對的資金風險也較小；此外，由於被投資國通常更易受通膨衝擊，MDBs應認知到貨幣升貶造成的債務差距，並考慮如貸款以當地貨幣計價的解決方案。

當然，地方氣候融資不只是MDBs的任務，今年在COP28首日就通過的損失與損害基金也應有責任。哥倫比亞Bogotá的市長Claudia López就提及，損失與損害基金既已確立，就要設定條件與規範，以確保資金能夠確實、直接的進入地方政府，避免官僚體系的繁文縟節、及因政治因素困於從國家到地方的過程。

針對地方與城市層級的損失與損害，C40 Cities在峰會期間也發佈了城市如何應對損失與損害的報告。

該報告針對城市、各國政府、多邊開發銀行、國際基金、組織和捐助者提出了十項建議，包括將針對特定城市的損失及損害資金納入國家預算和政策制定、讓地方首長參與資金及技術援助的多邊程序、直接投資地方政府以強化其應對能力、強化在地化數據和災害風險分析、及擴大城市間合作等。

而城市自身也不能坐以待斃，報告指出城市能積極扮演角色的五大領域：預防及準備氣候風險、氣候危機發生時確保能為最需要的人提供及時服務、運用對當地的知識及和社區的連結，產出損失與損害的經濟和非經濟數據、加強城市間合作，促進知識共享、最後，透過城市外交和宣傳影響國家和多邊討論。